孟晓旭：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走进中关村网

孟晓旭：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来源：IPP REVIEW 　2023-06-13 09: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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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相关资料图)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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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孟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始于2015年的美国对华战略博弈，将经济安全作为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面对中美大国竞争，相关各国积极构建经济安全战略，收紧措施，深化合作，强化经济安全能力，甚至还参与“次级竞争”，拓展地缘利益。其中，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特殊且重要。一方面，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在军事安全上依赖美国并坚持采取随美路线，同时与中国存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博弈。另一方面，战后以来日本坚持“经济立国”路线，将国家安全与利益置于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坚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共通的经济全球化愿景。在美国遏制中国“经济优势”并侧重采取经济竞争的背景下，岸田文雄政府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战略举措可谓大国关系变动下地区主要国家如何因应的典型。

截至目前，学界分别对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战略动向及日本经济安全战略这两个独立的课题开展了不少研究，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实际上，国际环境是日本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之一。2022年1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最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强调，“维持和强化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和他国共存共荣的国际环境”。在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中，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面对大国竞争，建议“日本的经济安全必须充分考虑未来国际秩序向日本不愿看到的方向变化的可能性”，体现出强烈的国际战略性。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立意应对大国竞争筹划经济安全，并将之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新高度。因此，结合大国竞争背景探讨日本经济安全战略之构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日本对经济安全的战略认知

相较其他各国，日本较早地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视野。作为“经济立国”的“非正常”国家，日本偏好“将经济等更广阔领域的目标作为高度重要的国家目标”，并“最大限度地充分运用非军事手段”。20世纪70年代，大平正芳政府就倡导“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通过经济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等。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下外部风险的增大，特别是新冠疫情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导致日本经济安全意识高涨。大国竞争进一步刺激和加速了日本构建经济安全战略的进程。2022年5月，岸田明确表示，提高供应链安全和韧性等经济安全举措是日本应对动荡世界的基本思路。基于经济安全视角，日本密切关注大国竞争并积极思考战略出路。

(一)日本对经济安全内涵的界定

日本关注经济安全的国际安全属性，认为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越强，经济安全就越重要，并提出应该根据国际环境和技术的变化，将“安全”与“经济”结合起来，在国际社会和大国竞争中行使有影响力的外交。日本安全保障类教科书《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认为，经济安全应同时确保经济自主和国际竞争力，途径是一国必须克服经济脆弱性，维持或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国分俊史提出，中美竞争是以不使用军事对抗为大前提的，是通过经济相互碰撞的“使用经济的战争”，因此就有了经济安全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日本进一步注意到经济与安全在国际层面的复杂互动联系，并提出两种维护经济安全的路径：(1)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升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2)管理对外经济联系，免受威胁。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管理等，强化安全的国内经济环境，创造良好的外部经济安全环境，在对外经济联系中降低安全威胁和减少利益损失，同时主张应对“他国经济威压动向”。在管理对外经济联系上，日本防攻兼备，强调应尽量迟滞重要技术转移至可能在国际安全领域成为威胁的国家，并研发各类新技术。

(二)日本对形势的战略认知

日本警惕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影响下的国际安全趋势，认为国际秩序面临变动的安全挑战在经济领域尤为突出，存在将经济手段作为追求本国利益的“武器”加以运用的情况。日本经济同友会提出，在国际既有秩序出现动摇的情况下，经济领域成为国家间对峙的最前线，在国家安全仅靠政治和军事力量无法实现的当下，大国竞争更侧重使用经济手段，出现通过经济手段将自己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以利于本国的活动。日本自民党提出：“经济依存关系复杂化，有将其用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动向，产生了国际经济可能被分割的新状况。”《外交蓝皮书(2022)》提出，国家安全已从单纯军事领域扩大到经济技术领域，5G、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以及量子技术等重要新兴技术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经济依存关系有可能在国家间交涉中被利用。

在复杂且不确定的国际秩序变革期，日本认为大国竞争将会长期持续，因为对华“脱钩”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中长期战略，中国也提出在军事、经济、产业等所有领域抗衡美国的中长期战略，中美对立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大变化。伴随中美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展开激烈博弈，日本更趋深刻地思考经济和外交、安全的密切关系，强调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密不可分，并在“地缘政治学”之外提出“地缘经济学”和“地缘科技学”等概念，认为在大国竞争下，美国早已转变了“对华接触”政策，基于民主主义和价值观开展对华政策，在经济活动中加入了安全因素。

(三)日本在应对上的战略思考

具体而言，日本认为中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可能带来的威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将国外先进技术与信息数据转为军用，生产的无人机、监控摄像头等存在安全风险，可能导致使用经济工具的新型“战争”出现；二是利用经济优势对外施加影响，包括控制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等；三是借助经济崛起输出政治模式，威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恶化“印太”环境。日本还认为，在西方技术优势不再的情况下，来自中国技术发展趋势的安全影响凸显，甚至出现了与“民主价值观”相反的所谓“数字专制主义”动向。自民党内支持经济安全呼声高涨的背景就是中国崛起的经济技术优势与地缘政治关联。

综上，面对大国竞争的加剧，一方面，日本感到为难，“日美共享价值观，长期形成可靠的同盟关系。同时，日本扩大和深化了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日中关系在历史、地缘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与美中关系有很大不同。在一些产业领域，日本的竞争对手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在这样复杂的前提下，日本有必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突围”。另一方面，日本也观察到，同样作为“中等强国”的欧洲国家，即使与美国关系停滞不前，也在经济领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在安全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提高战略自主性。基于日本主导高度自由化且倡导高质量和规则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个“筹码”，日本经济团体提出“不能被动地应对中美欧动向和要求，必须自己选择，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和地区相互协调和竞争，积极参与规则的形成”，强化由经济力、技术力、防卫力构成的综合国力。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实质及不足

基于日美同盟和国际国家身份，战后日本经济安全政策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冷战背景下，日本就曾追随美国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共产主义国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1987年“东芝事件”爆发后，日本加入美国“战略防御计划”。1988年4月，日本外务省专设“经济安全保障室”,负责调查东西方经济关系动向。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维持作为“西方经济一员”地位和改善战后国际环境的同时，在经济领域防范和针对中国的目标始终存在，在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努力维持技术优势，针对对华出口中涉及军事用途的货物、技术等敏感物品更是采取“全管制”措施，担心产生“回旋镖效应”。在中国经济影响力持续提升和大国竞争加剧的复杂背景下，经济安全战略构建是岸田政府的主要战略议程，日本被动应对和主动构建经济安全战略的“两重奏”背后透露了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战略自主性，其中夹杂的浓厚的政治外交战略意图难免使其具有一定的不足。

(一)“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的战略自主摸索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过程表明，日本正在尝试走出“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二元依附”状态，对照欧洲国家在“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摸索战略自主。共和党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民主党拜登政府面对俄乌冲突的“不出兵”，加深了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可信度的怀疑；而中国经济崛起及对外经济合作下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反推日本逆转之前“强化对华经济联系”的政策，从战后初期主动的“以经促政”变为当前被动的“防经胁政”。日本在经济安全领域摸索的“新道路”就是立足大国竞争，基于战略自主提升经济安全能力，扩大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削弱对华“经济依赖”。这与日本在传统安全领域强化自身安全能力，对外与共享价值观国家深化安全合作、同时强化日美同盟的战略自主不一样。前者的路径是在关键经济领域对华“脱钩”，后者的路径则是在关键安全领域对美“依附”，两者路径不同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战略自主的精神内核是奉行西方价值观而不是亚洲价值观。

尽管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愿景目标相对清晰，但当前中日经济联系密切仍是现实，日本还不想失去巨大的中国市场。同时，日本也认为由于中国已经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对华“经济封锁”政策也会伤及自身，如果“政治逻辑”发挥的作用过强，则有可能造成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主张“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岸田政府即使面对国内强烈的对华强硬要求，仍试图在中美对立之间采取“平衡政策”。于是，在愿景目标、经济现实、政治压力和外交平衡诸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岸田政府的经济安全战略表现出政策路线上更为偏美、实施手法上对华相对温和的矛盾性。

(二)大国竞争思维带来战略不足

从组织架构到法律制度，从政策方案到战略构建，从政府主导到民间参与，日本持续强化推进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但其在形成自身特点的同时也因大国竞争思维产生了明显的不足。

一是与日本国家身份定位和应发挥的战略作用违背，反而会带来“战略消耗”。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偏美遏华倾向，未发挥出日本作为“中等国家”在国际秩序变革期构筑中美共存国际体系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不仅会削弱日本作为“特殊第三方”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平衡作用，还会因“选边美国”而加大战略负担，更会导致“摇摆国家”和地区国家对“拉偏架”的日本产生战略失望，甚至动摇其“印太战略”的区域支持基础。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所体现的意在对外施加影响的“战略不可或缺性”存在自身漏洞，因为一旦某个国家不依赖日本的经济和技术，凭借“战略不可或缺性”不仅不能减少威胁，甚至会让对方因感到敌意而采取更加激进的安全反应措施，进而加深安全战略困境。

二是扩大的经济安全政策对日本自身经济活动产生的副作用也会扩大，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衰退，甚至反噬经济安全战略追求的“战略自律性”。日本严格管制采购和出口，会导致自身失去国际分工的利益；同时，这种干预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增大企业经营负担和风险，打击企业研发和生产积极性，并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影响经济活力。此外，专利的非公开化制度也会产生减退研发热情、减少专利授权收入等副作用。而且，日本在经济安全上对美国的追随很可能造成自身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外部“依赖”，与其所追求的“战略不可或缺性”目标背离。

三是日本在经济安全战略构建中追求所谓的价值观理念并不利于日本推动自由贸易的扩大，反倒容易在地区引发意识形态的对抗。日本将经济安全和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挂钩，会导致对外经济合作脱离经济安全本身，而被运作为在“经济方略”下制约对方的政治外交工具。日本经济安全战略隐含的对华针对性也容易引发地区的警惕和排斥，迟滞区域经济一体化及进程，背离日本区域经济构建愿景。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影响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将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国民安全结合起来，并在执政党推动和政府指导下迅速构建。在法律制定比较谨慎的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从提出到国会审议通过并未遭到强烈反对，显然具有很强的支持基础。这表明经济安全战略及政策在日本已经成为跨党派共识，而不是某届政府的特色政策，必将长期开展并持续深化，未来日本国家战略与安全的互动将更加紧密。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基于“安全+政治”的复合逻辑构筑对外经济合作“壁垒”，加之明显的“去中国化”目标指向，必将在地区层面推动大国竞争走向“深水区”，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一)助推大国竞争在地区层面开展博弈，阻碍亚太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深入，并导致亚太安全形势复杂化和严峻化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有介入和影响大国竞争的目的，并且在政策路线执行上体现出“偏美”的一面。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日本并不是“中美竞争中的中立第三方”，“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竞争，日本都与美国保持相同的战略立场，成为大国竞争的当事方”。尽管日美在经济安全合作上也存在矛盾，但两国战略合作需求和共有利害胜过相互摩擦，愿意利用各自在地区经济干预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展更广泛的安全合作，联手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日本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上强化对华出口控制和“脱钩断链”，支持美国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高标准多边贸易协定“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助力美国对华筑造“小院高墙”，并利用自己在地区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和区域合作协定拉拢地区国家在大国竞争聚焦的“印太”地区辅助构建对华“包围圈”。

同一报告还提出，“过度限于重视国际协调的自由主义，无法阻止侵略”,因为大国竞争有围绕数字革命后社会系统的竞争及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和力量平衡之争，甚至关系着设定“势力圈”。究其原因，“美国对亚洲以及‘印太’干预的下降既有利于中国，也会导致日本在日中关系中的谈判能力下降”。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国，日本需要强化自身的经济安全能力，努力提高日美在“印太”经济领域的“共同主导力”，增强美国一侧的对华经济竞争优势，帮助美国维持领导地位，并通过日本的支持使美国“重视印太、遏制中国”的战略重心不发生动摇，进而提升自己在亚太的对华战略优势和强化对华战略压力。日本将经济安全作为开展亚太地缘政治争夺的手段，发挥了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所期待的“力量倍增器”作用，在地区层面激化了大国博弈。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推行“友岸外包”，突出所谓“人权、开放和透明”等价值观，重视与可信任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开展合作建立稳定供应链，降低重要战略资源的地缘政治风险，在“高标准”“高规则”的经济标准下推动具有排他性的区域经济贸易体系，这与战后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对增长的正追求有较大差别。近年来，亚太经济一体化需求大幅增加，自由贸易接受度高，各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上协作的内生性较强，形成了包括RCEP在内的多层次经济合作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向好。中国是区域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与亚太各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并对加入CPTPP持积极立场。但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支持美国非互利的经济合作框架，刻意排挤中国加入CPTPP，对抗性明显，蓄意推动地区在关键经济领域形成少有交集甚至平行化的“两个集团”。日本这种“阵营化”做法无疑会造成地区经济的撕裂，破坏亚太各国在原本分散和粗放化发展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脆弱的互补性，不利于地区形成基于自由贸易的经济增长和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二)削弱中日关系发展的经济基础，进而负面影响中日政治和安全关系

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有在大国竞争中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自主的意图。对此，小林鹰之提出，中日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联系极度紧密，日本和中国“脱钩”十分不现实，日本应判断在哪些领域同中国合作。他强调有必要发展日本自己的战略，提出要战略性思考到底是牵制中国，还是重视维持日本的经济技术实力，在中美间取得平衡。同时，日本国内也存在一些较为理性的主张，认为日本完全追随美国有可能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对日本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建议应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在外交安全政策上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恶化，展示平衡感。然而，这些在大国竞争中基于国家利益“保持平衡”的主张，虽然存在于日本的对华经济战略中，却渐湮“沉默”。

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有利用大国竞争影响中国崛起之经济环境的战略意图，其重点落在减少对华经济联系存量，甚至是在关键经济合作领域“去存量”，同时扩大与志同道合的国家间的经济增量，包括在关键领域的战略增量。这与日本基于价值观在“印太战略”下对华实施“软制衡”形成了配合，也必将与“印太战略”产生联动，在脱离中国经济“牵制”下助力日本对华开展政治交涉和安全博弈，为日本想要的“大国地位”谋取战略条件。从长远视角看，日本在完成对华“选择性脱钩”后，会更轻率地采取对抗和冲突的方式解决两国矛盾和争端问题。这种在“低门槛”和“低成本”的战略评估下做出的行为将对中日关系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在变动的国际环境中恰当地平衡“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对日本维护国家利益也十分重要。 2022年1月，岸田称中国在经济和安全层面正成为全世界的重要存在，强调必须贯彻现实主义去判断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岸田的“中国重要说”是侧重负面的冲突性影响还是正面的合作性收益，以及未来日本该如何选择，都考验着岸田政府的战略智慧。在国际变局下，日本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更恰当的正向积极的战略作用，促进大国合作并推动国际体系稳定。但日本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过程反映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和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不自信，表明中日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互信严重缺失。日本应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继续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坚持亚洲国家身份，与中国一道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并在其中发挥积极和正向的作用。

（本文原载《日本学刊》2023年第1期。内容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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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曾辉